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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世界热闻】那些没伞的孩子,不是灰色的

  • 2022-11-10 15:49:51 来源:北京青年报

文/北京青年报记者韩世容

“绥化学院在哪儿?”这是大多数绥化学院毕业生找工作时常常面对的问题。
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曾在这所学校任教的一位老师会这样回答:“它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城区西部,是当地唯一的一所高校,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神经末梢。”这位老师就是张爱玲,笔名艾苓,曾在绥化学院从教17年,专教写作课。她于今年夏季退休,在此之前,完成了新书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,追踪了56个孩子的成长轨迹,书写他们经历过的贫困生活。

为什么关注贫困生群体?艾苓曾在一次演讲中给出了一组数据:绥化学院的贫困生曾占40%左右;她接触过的学生超3000人,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;50%左右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。“到现在为止,绥化学院还没有出现所谓的杰出校友,既没有高官,也没有富豪。他们绝大多数从基层来,又回到基层去,过普通人的生活,做普通人的工作。”

2017年,艾苓在网上发出“贫困生调查问卷”,开始对身边的“苦孩子们”逐一访谈,走进他们的世界。5年后,艾苓再次回访这些从绥化学院毕业的贫困生,并以第一人称口述的写作形式,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,“我是贫困生,但我的心里不贫困”“身高以外的东西都可以改变”“我一定不负众望”……

艾苓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,她走近那些孩子之后,才打破自己的设想,他们的世界并不只有单一的灰色,而是丰富多彩的。

沉默的大多数

“我们这一群体特别需要被了解”

这不是艾苓第一次写她的学生。2016年,她的新书《咱们学生》出版,该书基于教学日记,主要书写学生的校内生活。在写作过程中,艾苓与自己爱人不断地讨论着书的内容。

“你写绥化学院的学生故事,没有贫困生这一章,那是不完整的,一定要把他们作为一部分纳入进来。”曾经也是贫困生的爱人说。“尽管生活中接触过一些贫困生,但我缺少对整体情况的了解,不敢随意说话。”艾苓解释。“你可以做一个微调查,列出一些简单问题,再将回收来的信息梳理一下,就会有大概的了解。”爱人建议道。

艾苓听后,立刻行动,分别在朋友圈和微博发布问卷,针对两种学生进行微调查,一是拿过助学金的同学,二是其他同学,每部分只有简单的三个问题。“结果我拿到的信息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,所以决定不把他们放进《咱们学生》,要让他们的故事独立成书。”

不过,艾苓的爱人仍没有放弃关于苦孩子的话题。同年中秋,艾苓正在准备一篇演讲稿,还是讲述“咱们学生”的故事,只不过未确定演讲主题。她的爱人说:“用‘没伞的孩子’做标题,从这一角度去讲孩子们吧。其实,你和我曾经都是没伞的孩子。”

在那场演讲中,艾苓诉说了几位苦孩子的人生故事。她对观众说:“我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学生故事,他们都是‘没伞的孩子’,下雨的时候,他们肯定要比别人跑得更快才行。”那场演讲之后很久,艾苓发现她的爱人还会点开演讲视频,观看数次仍会落泪。艾苓认为,“没伞的孩子”戳中了他的痛点。

2017年1月,艾苓再次行动,开启更为详细的调查。她在《贫困生调查说明》里写道:“去年曾在网上做过微调查,发现贫困生问题复杂,简单的问卷远远不够,只有面对面访谈和实地调查,才能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东西。”说明中清楚标明,调查对象为绥化学院在校贫困生、2000年以后毕业的校友、其他自愿受访者;调查方式为访谈或家访。

访谈邀请一经发出,便有学生联系艾苓,想要讲述自己的经历,还有人在微博上留言说:“我们这一群体特别需要被了解,因为从没有人想了解我们,除了评选贫困生时会关注我们,其他时候都快把我们给遗忘了。”

艾苓回收了三百余份答卷,答卷人有在校生,有外地毕业生,还有学生将比自己更困难的贫困生介绍给艾苓。不过,回收的2000年以后的毕业校友的问卷数量较少,还需要靠艾苓在实地采访时,与他们详谈。尽管如此,艾苓仍然坚持要采访足够数量的2000年以后的毕业校友,在她看来,他们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。“一是大学扩招,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包分配制度取消,这两个政策对家境困难的学生影响很大,有两面性影响。一方面扩招会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上大学,把握住改变命运的契机,另一方面在就业时会经常碰壁,尤其对于绥化学院这样鲜有人知的二本院校。”

在《我教过的苦孩子》一书中,艾苓将这两类不同时间段毕业生的故事分为上下两卷,上卷为“2000届至2010届毕业生”,下卷为“2011届至2020届毕业生”。

第一人称讲述

我选择“后退”,让他们出场

“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?家庭脱贫做过哪些努力,还有什么问题?在校期间是否获得资助,通过何种途径?你认为高校的贫困生应该如何认定,怎样更合理?……”2017年春节后,艾苓开始采访,形式以倾听为主。她拒绝使用录音设备,更不会一边采访一边做记录,只写下一些重要的关键词,之后再凭记忆去整理故事和时间要点。

起初,艾苓一直没想好该如何去写,直到完成第二个采访之后,艾苓自问:“一定要让张老师出场吗?我是否只作为一个倾听者和故事的整理者就可以?”这些问题让她明白,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,要让孩子们发出自己的声音,“若是通过我的转述,那些鲜活的细节就会流失。”

艾苓选择“后退”,在书稿中完全屏蔽了自己的声音,每一篇均用第一人称去讲述学生各自的故事。每写完一篇,艾苓会让学生核实细节是否准确,几易其稿再稀松平常不过。

倾听和改稿,总是一次次打破着艾苓脑海中的设想。“他们中有些是我教过的汉语言文学的学生,很在意信息的准确与否,当我在倾听或写作的过程中设想某一情境时,他们会告诉我,‘老师不是这样的,而是……’我需要打破自己的认知,真正地走近他们。”艾苓解释道。

到乡下走访时,艾苓更能体会到打破设想的重要性。2017年暑假,她选择了黑龙江省的西部、中部、东部等多条路线,采访了几十位曾经的贫困生。当她去往当地的农场时,才知道那里与自己以为的农场完全不同。“此前,我从没去过农场,总以为满是平房,但其实农场已经城镇化了,只能通过学生的描述,还原农场以前的样貌。比如他们会回忆当时到农场招待所的情景是大通铺,现在根本不一样了;农场唯一的楼是学校,后来机关单位也变成了楼,再后来开始建住宅楼……如果仅仅躲在书房里,自己的设想都是偏差的。”艾苓说,这是“用脚走出一本书”。

越是走进生活现场,艾苓越能感受到孩子们的坦诚和信任。有在农场生活的学生,召集了一群校友回忆大学往事,谈及某位老师,便眼泛泪光;有素不相识的小女生,半夜开车到火车站等待凌晨两点到站的艾苓;有人带着妻子接送艾苓,还冒雨去了黑龙江江边,他说:“老师,听过你的演讲,今天咱们一起做没伞的孩子吧。”

再次出现的男孩

五年的时间,人生故事完全被改变

2017年9月末,书稿完成,但出版之路多遇阻碍,直至今年年初,艾苓拿出沉默已久的书稿。五年时间已过,这群孩子又在经历些什么呢?她随即开始回访。虽然回访只能通过线上方式进行,艾苓仍然感受到不少人的心境和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

曾经有一位男同学告诉艾苓,未来想要拥有一间工作室。艾苓听后鼓励他好好努力,先准备好首付。他听后疑惑,什么是首付?艾苓没有继续解释,只说他在未来总会知道的。之后,男生读完艾苓的稿子,却说:“老师,您知道我的故事就好了,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,我不希望出现在您的书稿里。”艾苓点头,将稿件移入保留稿里。

今年春节,男生和妻子通过视频给艾苓拜年,谈天说地聊了很久。艾苓看到小两口的幸福之情溢于言表,便说:“要不然,我写你俩的故事吧。”获得首肯后,艾苓写成了一篇《两个“95后”北漂的仪式感》。其中,男生提到,他在最近两年已经付了两次首付。

“这夫妻俩是书中的亮点,再一次打破了我对贫困生的认知,他们并非满是苦痛,也有甜蜜的仪式感。他们每个新年都会讨论新一年的计划,贴在墙上。男生总是会带了公司的小蛋糕给妻子吃,一次,蛋糕上有冰淇淋,带回家时已经化了,他就给妻子描述蛋糕原本的样子。他的妻子告诉我,听完之后,她好像真的看到小蛋糕原本的样子。”艾苓讲道。

不仅如此,艾苓还重写了另一位“95后”男生的故事。这一故事原本的标题为“凌晨四点的深圳”,讲述男生利用寒假去深圳打工,却被骗中介费的故事。而今年回访时,艾苓发现男生走上了网贷这条路,欠款最高达18万元,今年刚刚还清这笔钱。

艾苓认为,2017年没有顺利出书兴许是另一种更好的选择,五年这一时间的厚度,将贫困生这一主题的维度体现得更广,也更深。

删除细节的女孩

与世界和解,长大后顾及父亲的感受

2017年,一位女同学答应过艾苓,开学后就找老师聊自己的故事。“我一直在等她,上课时我会给她一些眼神,提示她是否还记着我们的约定,她说有时间会给我讲的,可是直到毕业,我也没有等到她的讲述。”

艾苓一直惦记着这件事,回访时特意找到她:“现在,你愿意给我故事吗?”女孩特别开心,惊讶地说:“老师,原来你还记得那次约定。”于是,艾苓听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。艾苓认为,兴许是因为在校时伤痛还在,女孩对有些事情还无法释怀,只不过五年过去,心境变了。

对自己的遭遇有所释怀的,并非只这一位女同学。今年回访,艾苓会把多年前学生修改过的定稿重新发给他们,让他们再次回看稿件,提出意见。其中,一位女生希望艾苓可以删除一些细节。

这个女孩出生两个月后,因父母外出打工,便被送到爷爷奶奶家中生活。之后她母亲去世,父亲继续在外工作,她和弟弟由爷爷奶奶抚养。一年除夕,父亲回乡在爷爷家吃饭,饭后准备领着弟弟回自己家,爷爷便示意女孩跟着一起回去。女孩听话地一直跟在后面,但是,当她的父亲回到家中待弟弟进门后,便立刻将门关上,把女孩留在了外面。

“作为一个写作者,让我删掉这样的细节和情景时,我真的认为太可惜了。但我必须删掉,这是对学生的尊重。”艾苓惋惜道。她向女孩询问删文的原因,得到的回答是:“当时,爸爸的确做了伤害我的事情,我也很受伤,但是我现在跟世界和解了,更不用说我和父亲也和解了。虽然这些年父亲没有为我做什么,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想弥补自己的亏欠。我怕这本书出版之后,父亲会不小心看到,心里会不舒服。”

艾苓认为,尽管这个女生曾经遍体鳞伤,但五年之后,很能顾及别人的感受。她曾对艾苓说:“要不然,我把这五年发生的事情给您写下来吧。”艾苓回道:“你不要写,你有空跟我讲,由我来写。”经过数次的核实和修改,艾苓才完成这篇稿子。

摸爬式努力

“虽然是贫困生,但我的心里不贫困”

“这个群体毕业后过得怎样?这是我最想知道的。他们求职顺利吗?工作怎么样?日子过得好不好?”艾苓认为,这些学生总是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,背负着改变贫穷的义务和宿命。

教育能否改变命运?艾苓认为绥化学院的寒门学子已经给出了回应:教育一直是改变个人命运、家庭命运甚至民族命运的最好投资。尽管大学毕业,并没有让他们鱼跃龙门,立马完成阶层跃迁,“但很多人开始反哺家庭,甚至反哺社会,他们中没有‘成功人士’,但每个人都很了不起。”

“他们只能在一路泥泞中摸爬滚打,一点一滴地积累、攀爬,没有奇迹。”艾苓在书中写道。她将这群人的努力称为“摸爬式努力”。

在每一篇的开头,艾苓提供了他们各自奔波的地理坐标,有些人是从黑龙江省的农村考入绥化学院,毕业之后再回老家当老师或者公务员,这是80后校友常见的路线图;而大多90后贫困生的路线,则是从遥远的省份考入绥化学院,毕业之后再去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拼搏。

艾苓曾为一位迷上“穷游”的女生画过路线图,她出生在四川南部的农村,2015年考入绥化学院,2019年去西北某城工作,2020年去广州工作。艾苓还写道:“2021年,女孩成为某私立中学老师,学会了骑单车,2022年实现独居。”

艾苓对这位女孩的评价是“她特别浪漫”,然而,这位浪漫的女孩也曾因屡屡失意走入情绪低谷。2019年,她毕业后仍想考研,甚至是零收入脱产备考,但结果仍是败北。她对艾苓讲道:“那天,我面试被拒,坐在公交站台边,看着车流,看着一辆又一辆车的车轮,突然冒出一个想法:躺在车轮底下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?我被这个想法吓到了,决定离开这里去散散心。”

她去了成都,之后又到了广州,常常享受骑车的时光,“不管是在晨风中上班还是在夜色中回家,除了骑车什么都不用做。”女孩还曾诗意地说道:“我喜欢像蚂蚁一样工作,像蝴蝶一样生活。如果总像蚂蚁一样工作,太辛苦了。如果总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,也不行。我没有那样的资本,我得靠自己。”

2017年,艾苓将这位女孩的稿件标题定为《我的心里不贫困》,源于她说过的“这些经历,都让我成长,虽然是贫困生,但我的心里不贫困。”今年,艾苓再跟她聊天,便加入了她在成都和广州的新故事,标题改为“一直在路上”。

彩色的孩子

“身高以外的东西都可以改变”

在贫困生群体以之外,艾苓也会和其他同学聊天谈心。她发现贫困生与非贫困生之间有着巨大的隔阂,他们彼此不理解,这也是艾苓的写作动力之一。

“哪怕他们是在一个教室上课或是一个宿舍生活,大学四年的时光中两方仍然没有消除隔阂,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,没有达成共同的沟通。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各校以班级为单位评选贫困生时,采用的形式基本是:由贫困生上台讲述自己的经历,再由台下的学生投票表决。

当众诉苦,互相比苦,这样的形式在2016年被教育部叫停。此后的贫困生评定方式开始尊重个体感受,公示内容不得涉及个人及家庭隐私。学生提交证明材料后,填写申请表和承诺书发到微信群中,再由班级同学投票表决。

艾苓发现,在国家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,一些多子女家庭的教育状况也得到了改变。有些父母在此之前会选择男孩和最聪明的女孩去上高中和大学,而现在上学机会不再被家长选择,而是被中高考选择,“2017届的一个毕业生告诉我,她和两个妹妹都上了大学,他们在中小学都有贫困补助。”

而此前,一位毕业生曾告诉艾苓,自己在2000年去大学报到时,只带了300元和两件换衣服,好在学校有绿色通道,保证让交不起学费的贫困生入学。“现在看刚上大学时的照片,我就是人群里的瘦猴,体重76斤,身高1.5米,又穷又矮,特别自卑。后来我想,身高改变不了,其他东西却可以改变,我必须努力改变自己。那几年,我每天早晨跑5000到8000米。三年跑下来,攒下好身体,体重长到95斤……我竞选上班干、系干,因为写字还算可以,经常被学工处老师叫去帮忙。课余时间做家教,去图书馆……连续三年我都拿了一等奖学金。”

这位毕业生告诉艾苓,在他大三那年,赶上首届国家奖学金,这笔奖学金帮他解决了问题,还完了助学贷款。现在,他回到母校中学教语文,长跑习惯延续至今,还帮助自己班上的贫困生。他说:“老师就是这样的职业,举手投足都影响着学生,我希望他们因我变得更好。”

“当他们真正走过那段泥泞时”,有不少学生与过往的艰辛达成和解:有人从绝口不提变为轻松提起,有人不再心存芥蒂或是反感曾经的经历,他们在各自的路途之中,完成了对家人、生活乃至世界的和解。

“我们曾经以为他们的答案是单一的,他们身上的色彩只有灰色,那只是因为我们从没有走近他们,其实他们是丰富的,是五彩斑斓的。”艾苓说道。

供图/真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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