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早上起床,去做一份根本不喜欢的工作。我工作只是为了钱,可钱还少得可怜。我每天都付出更多努力,情况完全没有改变。我不只是累,我是筋疲力尽。” 美剧《小谢尔顿》里的这段台词,道出了你的心声了吗?
(资料图片)
这种心态并不少见,有人认为是人生难免的无奈,有人视为负面情绪。不过,在复旦大学网红教授梁永安看来,“一个年轻人觉得工作没价值,是正能量,因为他心有不甘。”
现代社会以城市化带动,城市化意味着生活的宽广乃至无限可能,但工作时间越长,生活时间就越短,这是无法避免的冲突。一个人在这样的冲突中,仍保留着对生活的憧憬与“不甘”,是值得赞美的一件事。
我们许多人,从小就在一种既定的轨道里生活,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,到工作,完全是无缝衔接状态。因为始终没有离开既定轨道,往往缺少自我生活意识,容易在高压状态下一步步走向透支。
梁永安说过一段引发争议的话,他说“啃老”也是个不错的选择:“我经常跟家长说,其实你孩子毕业以后,不要忙着让他去找一个所谓的理想工作,要给他一个探索的机会。”
有些人觉得梁教授不食人间烟火,不知道许多年轻人“无老可啃”。但实际上,他还有下半句:是否“啃老”因人而异。
将梁永安说的“啃老”与“躺平”划等号,也是误解。他定义的“啃老”,更多是指“gap year(间隔年)”,是希望条件允许的年轻人不要着急找所谓的理想工作,并非提倡不劳而获。
“gap year(间隔年)”概念源于英国,最初是指贵族子弟的“壮游”( The Grand Tour )。后来,逐渐引申为升学或毕业之后工作之前的长期旅行,让年轻人在毕业后,不急于踏入社会,用一段时间来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。
“间隔年”的本质是多元化,而非限定一个固定轨道:你可以将间隔年定为一年,也可以是半年或两三年;你可以选择漫游城市,也可以背包探险;你可以一边旅行一边打工,也可以去其他国家找一份不一样的工作,或者做志愿者;你可以呆在家里,潜心于某样兴趣爱好,也可以选择直接去工作。
这才是“间隔年”的最大意义所在,它提醒每一个年轻人:人是应该有选择的,选择应该出自内心。正常的人生,从来都不是“被规定”的模式,也不是“别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”的状态,而应是多元化状态下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认同。
2019年,我在捷克的火车上偶遇一个当地年轻人,他原本就读于捷克最古老的查理大学,却选择休学,在乡间寻找巴洛克风格老建筑。这种选择放在许多家庭,可能是无法想象的,起码父母这一关就过不了。但他却很轻松,还告诉我家人如何支持他。这是一种非典型的间隔年,体现了间隔年的真意。
有人认为,间隔年在当下,仍是奢侈的人生选项,因为会让人失去应届毕业生身份,影响许多工作选择和考试机会,甚至因为比别人“慢一拍”,而影响日后的升职加薪。
但如果回归间隔年的本意——让人寻找自己的存在价值,那么,形式就不是重要的,一个人的内心才是关键。
即使是因生计所迫选择就业的年轻人,也可以在有限的闲暇里,为自己寻找一些开阔视野的方式,比如每天抽一个小时来阅读,这同样是一种“间隔”。
许多年前,梁启超就非常前卫地提出过间隔年的概念。他在给梁思成的信中写道:“大多数家庭条件一般的青年,完成学业之后立刻就得挣钱养家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就没有太多选择。但好在你们不需要面对这种压力,即使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那就索性跟着我‘再当一两年学生’也不是坏事。如果为了一味追求经济独立,而勉强就业,去做不合适、不喜欢、不愿意做的职业,以致‘贬损人格’或引起精神上的痛苦,那就得不偿失了。”
不管是否为稻粱谋,一个人都可以好好体会梁启超的这段话,在自己的人生中腾出一些空暇,去寻觅一些光亮,找到属于自己的“间隔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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