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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球看热讯:仁科:乐队主唱 小说好手

  • 2022-12-16 16:00:52 来源:北京青年报

仁科的《通俗小说》烟尘气十足。全书分为三辑,小说有长有短,有时候一个篇目的结尾会带出下一个篇目,编排结构很是用心。


【资料图】

在这本小说里,仁科没有居高临下,没有“知识分子”的优越性。由此而见,作者不是知识分子,也不是从生活里走出来的作家抑或歌手,而是一头扎进生活的人。这是一个作者难能可贵的品质,这类作者不写便罢,出手便是不凡。

这是一本深入生活的书。小说的人物有发廊妹、走鬼、小偷、骗子等,都是我们生活里常见的、却很容易被忽略的活生生的人。整本书读下来,无论是从文本,还是从叙事看,都能明显感受到身为五条人乐队主唱的仁科很懂小说,也极富才华。

1.嘈杂

第一篇《地球仪》里提到一本书,名叫《通俗小说》,便给这本书定了名——这篇小说整体的基调也基本为全书定了性。在《地球仪》一开始,仁科花了很大篇幅介绍了故事发生的整体环境和状态,人物有环卫工人,有快餐店老板还有他儿子。老板给儿子买了个手摇便会发光的地球仪,当他儿子坐在店门口转动地球仪的时候,小说便突然来到结尾:

“饭吃到一半,突然间断电了。周围的人同时发出了不同频率的叫声,还有人不小心砸烂了玻璃杯、啤酒瓶,就像上个月看世界杯,球刚好撞到门柱上也产生了这种效果。”

“断电”是因为发了电、发了光的地球仪,虽然在内容上两者没有因果关系,但在叙事里是有逻辑照应的,毕竟只有周围的一切都因为停电暗下来,地球仪才能亮起来。

店面断电以后,周围的声音也才被突显出来——突然就有了嘈杂声。好像不断电就听不见嘈杂。突然就理解了仁科为什么在前面用很大篇幅进行环境描写,那也是在写嘈杂。是断电以后的嘈杂,帮我们听到了断电之前的嘈杂。

以此,写出了整篇小说周围的嘈杂。

这样一来,这个发光的地球仪也凸显了出来。只有地球仪是亮的,也可以说,只有这个小孩是亮的。只有老板的儿子专注于自己的光芒,其他事物都堕入了黑暗。

鲁迅有一句话很有名:“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。”但这一句的后半句鲜有人提及,那便是:“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”这里的嘈杂也是一种吵闹。这句话来自鲁迅《而已集》的最后一篇《小杂感》:

“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,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;对面是弄孩子。楼上有两人狂笑;还有打牌声。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,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”

这些描述是不是很像?但是两者的区别是什么?对于鲁迅来说,任何时候都能听见嘈杂。仁科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嘈杂,写了出来——那便是,我们需要停了电才能听见嘈杂。

我向来不喜欢知识分子写作。我更喜欢有活力的写作,鲜活的人物,努力地生活。因此,在这里“嘈杂”不是贬义,对于一个小说作者来说,是一种褒奖。不单是这一篇,嘈杂是整本书的底色,不同的小人物在有活力的嘈杂背景下,显示了不同的力量感。

2.日常的力量

在《红城快车》里,仁科写了这么一段:

“由于当时太紧张,弹得不好,老板不爱听,表情很直接。歌手嘛,不能太紧张,又不是去偷东西。”

这一段很显然把“歌手”和“小偷”平放了,虽然是两种身份,不同的工作状态,但两者没有高低之分,作者没有看低小偷,这是一种难得的平视视角。开头我说,作者是扎进生活里的人,便是如此。

在另一篇很短的小说《杀人犯》里,仁科这么写道:

“有一天沙县小吃来了个杀人犯,他要了一笼蒸饺,一碗拌面。吃完,他付了钱。走了。”

小说只有这么长。看起来平平无奇,但这里面的叙述,也体现作者的平视。作者把杀人犯当做一个生活中的人来写,而不是去写他的犯罪现场。沙县小吃、蒸饺、拌面这些生活中我们常见的事物,无不压平了“杀人犯”这个扎眼的词语。最后一句“他付了钱”更是在写我们,我们谁吃饭不付钱呢?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笔,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笔。

这就是在写一个日常行为。这些简单的东西,对应的是杀人犯这么一个不平常的人。就算是杀人犯也有日常的生活。这里写的不是杀人犯要做不平常的事,他做的恰恰是平常的事。

这篇小说令我想起一部关于杀手的电影。电影名字我忘记了,里面的一句台词却让我至今难忘。那句台词是:“杀手也有小学同学。”这个小学同学,便是日常的。一个日常性的东西,一旦出现在这样满是戏剧张力的人和故事里,便会突出重围,杀了出来。这就是日常的力量。

同时,在《红城快车》的结尾,却写了一个不给钱的例子。写人物离开家乡的一段,不过两句话,尤其精彩:

“我是在路边拦的车,一辆红城快车,售票的是同学的哥哥,他免费带我走。”

最后一句“他免费带我走”堪称妙笔。人物即将离开家乡,离开家乡往往是为了追逐全新的生活,第一步便是要挣脱家乡的世俗和人情。虽然“我”已经决定离开,已经上了车,看似离开了,最后还是被家乡摆了一道,被家乡的人情死死地拽住。死死拽住他的便是让他“免费”坐了车。

3.走路

在《梦幻士多店》这篇小说里,仁科写了一段走路,表面看稀松平常:

“我跟着她走出小门,穿过彩虹街,拐进另外一条小巷,没走多久便到了。她停住了脚步,掏出钥匙打开铁门。她步伐轻盈,一步两个台阶,很快走上二楼。我喝完手中剩下的啤酒,扔易拉罐在旁边的垃圾堆里,便跟了上去。”

仁科不厌其烦地写了“她”走过了哪里,来到哪里,又是怎么走的,还“步伐轻盈,一步两个台阶”,目的是什么呢?看到后面,我们才知道。接下来仁科写:

“我的行动没她那么方便,我的左腿受伤了,原因很简单,就是为了一个女人被两个男人打,打伤了左腿,现在走路还行,上楼梯有点不太方便。她从二楼的楼梯夹缝朝我说一声:‘上楼要当心点,回南天这小楼梯特滑。’”

原来是“我”左腿受伤了。仁科没写一个瘸腿的人如何走路,他只写一个双腿健全的人怎么走,怎么轻盈,是女人来替“我”走,女人走得有多轻盈,我走得便有多艰难。

还是在这一篇里。当“我”来到一个名叫美丽的女人的房间,问另一个女人这是谁的房间。另一个女人说:

“她告诉我,在士多店里面,穿紫色吊带裙的女人就是美丽,胸口有一个很漂亮的文身,坐在其中一张太师椅上,长发,卷发,大波浪卷,她身后的墙壁贴着张柏芝的海报。我没有一点印象,我没发现有这么一个女人。

我让她去叫张美丽过来。她说好,但她告诉我美丽不姓张,姓曾。不重要,重要的是叫她过来,顺便帮我带瓶啤酒跟一包泡椒凤爪。”

这一段写得妙趣横生。一个叫美丽的女人,一开始没有姓,但“我”张口便叫她张美丽。这个“张”怎么来的,明显是从张柏芝那里得来的。张柏芝的美丽自不必说,当美丽作为名字以后,不姓张确实有点可惜。

4.重复的力量

在《旅行、蓝色水母,还有一巴掌》里,仁科写了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:

“那十几天,他在一条陌生的街上走过来,走过去,走过来,走过去,直到它活活变成了一条熟悉的街,然后他在一个不怎么好看的沙滩那里游了几次泳。”

重复再重复,反复行走,这是我们熟悉一条陌生街道的唯一办法。这是常识,往往会被我们忽略。仁科写了出来,这很容易被当做废话删去,但在文学意义上这必不可少,甚至是需要反复提及的。这样才会有力量。这跟仁科对文学语言极高的敏锐度分不开。因此,我认为对于常识和细节,我们不但需要提及,还要反复提及。

从叙事策略上讲,只有熟悉了一条街道,我们才能放心走出街道,来到街道另一边的沙滩游泳,不然,最后一句的游泳是危险的,很难立足的。

在另外一篇小说《一条空空荡荡的大街》,小说开头说:

“一个疯子他需要有多大的能耐呢?他需要什么?他仅仅需要一条空空荡荡的大街……”

在小说的结尾仁科又说:

“可是需要吗?他需要这样吗?他仅仅需要一颗坏掉的脑袋,外加一条空空荡荡的大街。不对,仅仅需要一条空空荡荡的大街即可。”

虽是对疯子的描述,却写出了一条大街。看完整篇小说,一条空空荡荡的大街会在脑海里反复回响。曾经很长时间,我有过一个误区,那便是惜字如金,上一个句子出现过的词我不愿写在下一个句子,句子也极力避免重复,以免显得啰唆。这里重复了这么多句子,虽是同一句话,却写出了不同的意蕴,非但没有啰唆,反而更加彰显重复的力量。

这不仅仅是小说的刀子,简直就是一把诗歌的利刃,刺向了生活。

5.塑料的生活

在《文身店的爱恨情仇》这篇小说里,文身店招牌上的字是残缺的。

“文身店门口挂着一个灯箱,灯箱上贴着‘纹身’二字。但是身字少了一撇,这一撇不知道是被哪个无聊的人抠走的。”

这里“身字少了一撇”便是生活的质感,那种塑料的质感。当小说来到结尾,这种塑料的质感也给“爱情”来了一刀。

“‘当时我挣扎了很久,最后决定留一手,在刺那个繁体‘愛’字时,故意少刺了一撇,所以,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个爱字,而是个错别字!’他说。”

“愛”字上少的一撇是对前文“身字少了一撇”的回应。也是生活给“爱”的一刀——这一刀来自缺失的和形似刀子的那一撇。

6.杀手的力度

至此,仁科的小说不但杀生活,杀爱情,也“杀”人。

在小说《电影爱好者》里面,有这么一幕:

“杀手也许会从消毒柜里拿出一件浴衣,抽出腰带,往我这间淋浴室走来,趁我在擦背的时候,用腰带勒死我。虽然这种杀人方式电影里很常见,不过也特别有用,一分钟就能把我给解决了。想到这,我喉咙有点痒痒的。真可怕,幸亏我没什么仇家。”

这一段描述,把杀手从电视里走出来、其实又没走出来的感觉写得很传神。其实没有杀手,又写出了杀手好像在背后的双重感,一种寒气和紧迫感直逼后背。而喉咙痒这个细节是神来之笔,是被杀手抹喉咙的一种体现,而又没真被抹喉咙,因此“发痒”是最好的描述。

这与玛格丽特的《王佛脱险记》里王佛被砍了头,后来再次复活,复活归来脖子上戴了一条红色的围巾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凡此种种,无不彰显仁科天生便是写小说的好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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