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众日报记者 于国鹏
接近半夜时分,大部分人都已安然入睡,突然闯来一群身份不明之人,点起灯烛,拉开场子,摆出锣鼓场面,扮成生旦净丑,热热闹闹开唱大戏……猝然遭遇这种场面,你会有何感想?认为这群人是神经病?或者是哪里来的妖魔鬼怪?
这么惊世骇俗的事,正是明代的张岱所为。他还把整个过程以《金山夜戏》(或作《金山寺》)为题撰文记录下来,后来自己又把这篇小文编入作品集《陶庵梦忆》(以下简称《梦忆》)中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这篇文章虽很短,又是随手而记,但时间、地点、环境、人物、故事、现场、感想无不交代得清清楚楚,且文字洗练生动,于平凡中显奇趣,确实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。前些年,这篇文章被当作范文选入中学课本。
张岱这番折腾,颇似东晋王徽之雪夜访友。王徽之是王羲之的第五子。他于某个雪夜临时起意,忽想见一见朋友戴安道,于是连夜动身,船行半个夜晚,却造门不前而返。别人认为他荒唐、放诞,他则称“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反,何必见戴”。王徽之的这次雪夜访友之行,被时人及后世看作“名士风流”而津津乐道。张岱随心所欲,不拘礼法,风流与风度实在不减前人。
作为一名“戏痴”,因戏痴,因戏狂,他能半夜唱大戏,并不让人意外。张岱的这种性格,当然与其成长经历有莫大关系。他出生于仕宦之家,也是书香门第,又少负才名,小时候还被赞誉“今之江淹”。他年轻时给人留下具名士风采的纨绔子弟印象。他在《自为墓志铭》中说:“少为纨绔子弟,极爱繁华,好精舍,好美婢,好娈童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鸟,兼以茶淫橘虐,书蠹诗魔……”张岱一直有很多粉丝。今天,有些粉张岱的就往往从这“十二好”中选几个,当作自己QQ空间、微信朋友圈的签名。
虽有研究者认为,张岱并无意仕进,但从他的文章所见,并非如此。他开初也颇有匡时济世的理想,只是科举不利,后又乡试不第,“治国平天下”的想法就被逐渐消磨与掩饰起来。
为《梦忆》校注的著名文化学者栾保群就认为,张岱不仅有这“十二好”,其实重点是“七不可解”。看了“七不可解”,“十二好”便成了“皮相”之见,这才是他自诩为英雄豪杰的底色。如果读者不理解他的这一面,是张岱的悲哀;而读者选择性地以风花雪月的情趣来读《梦忆》,同样是张岱的悲哀。纵观张岱一生,可以说是“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”的“浊世佳公子,乱世大丈夫”,不如此看张岱,很难正确理解《梦忆》;不知此而学张岱,恐怕只能学而不成反类薛蟠了。
从这个角度去理解,我们对于张岱在《梦忆》的《自序》中所说“余生平繁华靡丽,过眼皆空。五十年来,总成一梦”,对于他在《自为墓志铭》中所说“劳碌半生,皆成梦幻”,对于他的文章,能够品味出更多言外之意来。
“十二好”之中,有“好梨园”“好鼓吹”两项爱好。这方面,也与家庭环境的影响与熏陶有关。张岱曾说:“我家声伎,前世无之,自大父于万历间与范长白、邹愚公、黄贞父、包涵所诸先生讲究此道,遂破天荒为之。”大父就是祖父,从张岱的祖父辈起,开始浸染戏曲,并蓄养声伎。先后曾有六个职业戏班常住其家。张岱更是酷爱戏曲,当时江南著名的艺人包括职业艺人与民间艺人,如彭天锡、朱楚生等,都与张岱有密切交往。
对于戏曲,张岱不仅仅是简单的爱好,而是有着很深的造诣。他真正懂戏,有眼光,有见识,是一位高水平的戏曲批评家、鉴赏家。梨园诸人对他也极为佩服,把他奉为“导师”,前往请教者络绎不绝。对此,他曾说:“以余而长声价,以余长声价之人而后长余声价者,多有之。”
在戏曲批评方面,张岱发表过许多独到观点,也表达过很多精辟见解,至今仍有很高的学习、研究与借鉴价值。
他重视戏曲故事的真实性,认为以民众熟悉的真实人物、故事去编织情节,戏曲才好看耐看,才能更好地吸引观众,才能更强烈地引发共鸣。他在《冰山记》中说:“魏珰败,好事作传奇十数本,多失实,余为删改之,仍名《冰山》。”长期专断国政、祸乱朝纲的魏忠贤败灭后,出现了一大批揭露与批判魏忠贤及其党羽罪行的戏曲作品,其中就包括《冰山记》。但这些作品因为情节失实,胡编乱造,观众并不接受。张岱亲自执笔,对《冰山记》删改。他删掉了那些失实又没什么价值的情节,增改成大家熟悉的人物与故事。其中,增加了东林党人杨涟冤案相关细节;还增加了颜佩韦等抗暴的故事——阉党迫害忠良,颜佩韦等人出于义愤,发动民众奋起反抗,事后阉党搜捕百姓,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百姓挺身投案,最终被杀。经过改编,该剧影响力大为提升,一场演出,能吸引数万观众,人都排到戏场的大门外;演出中,“至颜佩韦击杀缇骑,嘄呼跳蹴,汹汹崩屋。”足见修改后的演出效果之佳。
他推崇讲究“思致文理”,主张演员须形神毕肖。演员演戏,不仅外貌要相似,而且精神气度与行为举止都尽量不差毫厘。他对枫桥杨神庙迎台阁演出的评价,就明确体现出他的这种观点。迎台阁是枫桥当地祭神祈福的一种风俗。当地大族骆氏兄弟主持这项活动以后,以追求“思致文理”的标准去排演戏剧。演传奇剧的演员,必须与剧中人“酷肖”才会择用,而且在没有化妆时,“一指点为某似某,非人人绝倒者不之用。”演完戏,要达到怎样的效果呢?必须做到“如扮胡琏者直呼为胡琏,遂无不胡琏之,而此人反失其姓”的程度才可以。不仅外形要相似,还要求“一冠一履,主人全副精神在焉”。服装、化妆环节也同样一丝不苟。比如在化妆方面,“诸友中有能生造刻画者,一月前礼聘至,匠意为之,唯其使。”化妆结束后,“先期扮演,非百口叫绝又不用。”演员扮相形神兼备,还要先期测试其演出效果,等真正登台演出,效果之佳不言而喻。张岱对这些做法高度认同赞赏。
演员如何能更好地做到形神毕肖呢?张岱认为,还是需要不断提升艺术素养、审美情趣。他评价当时著名艺人彭天锡的表演时说:“天锡多扮丑净,千古之奸雄佞幸,经天锡之心肝而愈狠,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,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。”彭天锡何以能达到如此高的表演水准?张岱评论说:“盖天锡一肚皮书史,一肚皮山川,一肚皮机械,一肚皮磥砢不平之气,无地发泄,特于是发泄之耳。”由此看来,彭天锡有思想、有见识、有学养、有技艺,如此自能把角色塑造得血肉丰满、情感饱满、立体生动。
这也就不奇怪,张岱为什么对戏曲中的怪、奇之风持反对态度了。尤其对那种为了追求一时热闹,不论根由,哗众取宠之作,张岱明确表达了不认同。他认为,“传奇至今日,怪幻极矣。”其中,有些“非想非因,无头无绪,只求热闹,不问根由,但求出奇,不顾文理”。所以,他在评价当时的一部戏曲作品《合浦珠》时说:“《合浦珠》亦患此病。盖郑生关目亦甚寻常,而狠求奇怪,故使文昌武曲、雷公电母奔走趋跄,热闹之极,反见凄凉。”他指出的本求热闹、反见凄凉,对于剧作家来说,确实是一个警醒。
当然,这不是说张岱保守,其实他对于创新还是相当宽容的。他反对的是不合情理的所谓怪奇。对于有益于表演、能提升表演效果的创新之举,他一直是热情支持的。在《刘晖吉女戏》一文中,专门描述过刘晖吉对戏曲舞台的改造与创新之举。刘晖吉即刘光斗,极看重舞台布景、色彩灯光的效果。我国戏曲演出讲究虚拟化、程式化,舞台布置崇尚写意,往往非常简单。张岱说:“刘晖吉奇情幻想,欲补从来梨园之缺陷。”刘晖吉想弥补的,正是舞台布景之简单。刘晖吉排演的《唐明皇游月宫》一出戏,在舞台布景设置、导演手段方面都进行了很多创新。张岱这样描写舞台呈现的效果:“叶法善作,场上一时黑魆地暗,手起剑落,霹雳一声,黑幔忽收,露出一月,其圆如规,四下以羊角染五色云气,中坐常仪,桂树吴刚,白兔捣药。轻纱幔之,内燃‘赛月明’数株,光焰青藜,色如初曙。撒布成梁,遂蹑月窟。境界神奇,忘其为戏也。”刘晖吉对舞台布景的设置与处理,显然并非循规蹈矩,以实景再现月宫云气、桂树白兔。而眼光挑剔的张岱在观看表演后,对这种创新充分肯定。在张岱眼里,演戏的规矩要有,但那些有助于舞台演出,有助于提升艺术效果的创新,也无须过于苛求和非议。这也能看出张岱的灵活与豁达。
张岱关于戏曲的见解,当然远不止这些。除了专门的论述,他在文章中也常涉及这方面内容,虽可能只有三言两语,但都切中肯綮,对于今天的戏曲创作与演出,仍具有多方面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。至于他到底是“看戏者”还是“戏中人”,恐怕二者本不可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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