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羊城晚报记者孙磊
唐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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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书分享会现场
7月初,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、《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》作者唐博在广州连开两场新书分享会,众多历史爱好者慕名而来,座无虚席。
近年来,“宋史热”成了历史类出版的现象级事件。既有以皇帝为核心的人物传记,像吴钩的《宋仁宗:共治时代》,赵冬梅的《大宋之变:1063-1086》;也有以具体时间带出时代图景的,像郭建龙的《汴京之围》;还有关注宋人衣食住行、生活状态的,像马骅的《假装生活在宋朝:京都汴梁等地生活指南》,等等。
除了宋史,其他朝代史也涌现出诸多热门图书。《漫长的余生: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》《喜: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》《翦商》《大唐之变:安史之乱与盛唐的崩裂》等,涉及北魏、秦、商、唐等多个朝代。历史类出版物的走红,数以百计的大众历史读物热卖,成为出版业界的现象级事件。
图书出版行业的“历史热”,源于广大读者对历史的喜好和热度。这样的热度是怎样出现的?引导这种热度的科普类历史读物,与学术类历史著作在写作上有何不同?羊城晚报记者近日专访了《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》的作者唐博。
“宋史热”冷观察:仍有诸多研究空白
羊城晚报:为什么这几年有关宋史的书写热度这么高?
唐博:热度的提升,大概有三个原因。一是与近年来宋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大量涌现有关。比如《知否》《清平乐》《梦华录》等,还有前几年的《精忠岳飞》。这些影视剧的出现,带动观众们从一般性的追剧,逐渐触发对于宋朝历史的兴趣。二是宋代题材影视作品带有新鲜感。以前清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比较多,家喻户晓的《还珠格格》、TVB经典《金枝欲孽》,还有这几年热播的《甄嬛传》《延禧攻略》,看多了大家可能有点审美疲劳,希望换换口味。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,宋代题材的影视作品比较少,所以这段既陌生又熟悉的历史,会给观众带来新鲜感。三是宋代历史具备独有的特质。商品经济在宋代有了长足发展,某些社会元素带有前现代的特色,更容易引起当代人的共鸣。唐宋文明的转型,事实上也是一种大变革,宋代也经历了几次大规模变法改革,同样处在大变革时代的我们,期待汲取历史经验、为我所用,宋代恰恰提供了某些可以参照的样本。
羊城晚报:学术界研究宋史的人多吗?
唐博:相对唐史、清史,宋史研究是比较冷门的。也曾涌现出邓广铭、漆侠这样的大家。然而,随着他们的陆续离世,宋史学界不但缺乏这种级别的“精神领袖”,而且面临“中生代”专家青黄不接和在历史学圈外知名度不高的问题。当然,这也客观上造成了宋史研究仍有诸多空白点,能够吸引对宋史有兴趣的学者参与进来,做出成绩。
宋代社会对于女性有很高的宽容度
羊城晚报:宋朝有哪些特点吸引大众的关注?
唐博:宋代对女性再婚是比较宽容的,甚至是鼓励的。比如说,北宋前期,边疆战事频繁,大量男人死亡,从增加人口、恢复经济的角度出发,宋代社会需要寡妇再嫁、生育。古代女性要想离婚,困难重重。宋代官府对于女性离婚也有相应的规定,但也保有灵活操作的空间。比如,李清照突破重重困难,终于结束了第二段婚姻;北宋的公主也不乏离婚的案例。这些都跟明清时期立贞节牌坊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异,说明宋代社会对于女性有一定的宽容度,这也是宋代能够涌现出一批女中豪杰的重要原因,能够容许李清照、梁红玉等女英雄以自己的方式走上历史舞台,发挥聪明才智。
另外,我们今天非常重视科技创新,正在攻坚一些“卡脖子”的项目。在中国历史上,科技创新最有成就的时期,当数宋朝。我们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,其中有三个是在宋朝定型的。比如指南针,在宋代用于航海;比如火药,在宋代广泛运用于战争,一大批火枪、火炮投入战场;比如印刷术,在宋代雕版印刷术大量普及,还出现了活字印刷。宋代在建筑、医药、造船等领域的科技成就,在很大程度上是应战争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,跟我们今天对于科技创新的迫切需求也有某些契合,因而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。
羊城晚报:我们常说唐诗宋词,跟唐诗相比,宋词有何特点?
唐博:唐诗宋词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,与唐诗相比,宋词有它的个性化特点。宋词最初叫词牌,是可以谱上曲唱出来的,类似于当时的流行歌曲。同时宋词的作者在创作时,展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意境,意境背后又有它相应的历史典故和文化底蕴。
讲好中国故事,历史故事是重要一环
羊城晚报:研究历史的学者和书写历史的作者,二者对于历史的呈现方式有何不同?
唐博:不光是宋史,历朝历代的历史在我们今天的叙事书写中都存在两个类型的书写者,一个是学术研究的书写者,以大学教授、科研院所的研究员为主;另外一类是科普读物的书写者,范围更广泛,既有大学教授和科研工作者,也有社会上的历史爱好者,包括政府官员、企业职员,以及职业作家,等等。
正统的学术研究和科普读物的撰写,二者因为叙事方式不一样,受众不一样,写法不一样,甚至因为语言呈现的方式不一样,可能会带来某种感官上的不同。有些学者写的学术著作,语言晦涩,单纯追求学术的神秘感,完全不考虑受众感受,读起来很费劲,甚至不知所云。有些科普类作者,对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吸收不及时,或者对相关专题的研究不深,从而在著述中出现了错误结论,甚至把民间传说当作历史事实来书写。这些都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。
历史学研究有两个目的,一个是正本清源,就是要搞清楚历史是什么,我们现在很多专题的学术研究,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比如,宋史专家要回答,“斧声烛影”到底是真是假,“狸猫换太子”究竟是怎么回事,宋朝的妇女怎样才能离婚,宋朝的军队指挥体系在南宋、北宋有何不同,等等。另一个目的就是以史为鉴,很多人说历史是无用之学,其实不是。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甚至未来可能还会以某种方式继续发生,当同样的历史情景再现,该如何规避风险,趋利避害,需要我们回顾历史,借鉴历史经验,为当下服务。
正统的学术研究和科普读物的撰写并不对立。历史学的研究终归要走向大众,否则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。走向大众的方式,就是要用大众接受乃至喜闻乐见的语言告诉大众,让历史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。历史学研究虽然处在象牙塔里,但不应该躲进小楼成一统。历史学不能仅仅为学术服务。书写普通人看得懂的、生动的历史,为他们带来全新的认知,帮助他们对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进行辩证分析与评价,实现以史为鉴。这正是历史科普的意义所在。
今天,我们总在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。其实,历史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必不可少的内容,需要更多科普工作者来把它们讲好讲透,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,承载学术研究的航船行稳致远,发挥更积极的作用。
羊城晚报:不仅仅有“宋史热”,市面上还涌现许多不同朝代大众历史读物。相较20世纪80-90年代的“文学热”和“诗歌热”,今天为什么会掀起“历史热”?
唐博:我印象里,近二十年来“历史热”的兴起,跟央视《百家讲坛》有很大关系。阎崇年、刘心武、纪连海、易中天、于丹、王立群、蒙曼、郦波等专家学者,不管是中文系出身,还是历史系出身,都来讲史,并从精英语态转为大众化语态,掀起一股席卷全国的历史热潮。而且,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,人们也必然会增加对文化的需求。今日之中国,无论是纵比过去,还是横比列强,经济实力、国际地位都大大提升。在现有的基础上往前走,进一步发展,有必要深入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,离不开对历史的解读和发掘。
“重文”促进了两宋文化的繁荣
羊城晚报:历史热的同时,社会上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,认为今天人文社科相对理工科来说,好像在没落。对于这个观点,您是怎么看的?
唐博:这个观点是片面的。放眼二三十年前,如果我们想看一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,大概只能从央视或者地方卫视才能看得到。今天,各种视频网站上,大量制作精良的历史科普短视频、长视频如雨后春笋一般,而这些视频的制作者,不见得都是历史系教授,很多博主甚至只是历史爱好者。不过,从制作内容看,他们下了功夫,具有一定的历史学眼光和历史文化素养。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呈现形式,是个好现象。
羊城晚报:在您看来,宋朝文化的发展对于我们当下文化建设有哪些启示?
唐博:这几年宋史热度高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,宋朝迎来了文化大发展的巅峰,无论是科技文化还是人文文化,都推陈出新,持续创新,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宋朝文化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,首先在于官方的推动,社会各领域对文化发展给予了很高的宽容度。
我举一个例子,宋仁宗本人就是个文化行家。虽然他没有留下什么著名文学作品,但是他对于文人的重视和尊重,达到了相当的高度。宋仁宗上朝的时候,允许文官放开争论,充分尊重文官们发表意见的权利。在朝堂上,说到恳切处,包拯的唾沫星子甚至喷到了宋仁宗的脸上。这种对文人关照的实际行动,其实就是对文化的关照。在这方面,宋仁宗是个楷模。
两宋文化的繁荣,离不开“重文轻武”的“祖宗之法”。虽然“轻武”导致北宋时期对外战争常常失败,南宋初年抗金将领惨遭迫害,但“重文”作为指挥棒,确实引导全社会崇尚文化,促进了两宋文化的繁荣。
科举考试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。通过考试录用的进士,在北宋时期数量骤增,在全社会逐渐形成了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共识,促使更多的底层民众将读书作为改变人生命运的主要渠道,客观上提升了全社会的文化普及和识字率。
政策支持、顶层设计、经济发展、普通民众读书习字形成自觉和习惯,这既是两宋文化繁荣的诱因,也对我们今天促进文化建设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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